岁末年初，文汇读书专刊邀请文化名家与读者分享自己心目中那一本无论新旧，都值得反复阅读的好书，聊一聊这些书的妙处和它们对自己生命的意义。新春将至，愿这份书单伴随您在世事纷繁中耳闻清音，心有静气。——编者
人之“是”、“有”，何者为重？
■童世骏（上海纽约大学校长、华东师大哲学系终身教授)
童世骏
埃里希·弗洛姆的《占有还是生存》（1976）我读的次数不算多，但在演讲和文章中引用的次数却不少，因为作者在该书里对重“占有”和重“生存”这两种生活方式的讨论，很容易在我们思考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时形成共鸣。
“占有”和“生存”听起来是两个抽象术语，但其实那是英文当中两个最基本的动词：to have（有）和to be（是）。英文中还有一个动词也非常基本：to do（做），但弗洛姆觉得这不是重点，因为人生下来一直都在“做”，区别只在于做的自觉程度不同，而为何而“做”才是关键。细想之下，这问题无非两种回答。问某甲：“你为什么学英语？”甲回答：“为了考级。”问某乙：“你为什么学英语？”乙回答：“不为啥。”听了这两种回答，我们很容易觉得某甲的回答很正常，而某乙的回答怪怪的。
弗洛姆会说，问题就出在这里！现代社会——无论你叫它是工业社会，还是消费社会——的一个特点，就是倾向于把实现某种功利，看作是最正常的行为动机，而这个动机的最常见选项，就是“拥有”或“占有”某某东西。但弗洛姆认为，只有鼓励人们把人之所“是”（自己和别人之个性和能力的充分发展），而不是人之所“有”，作为人生最高目标，才是健康的自由的新社会。《占有还是生存》一书的副标题是“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”。
该书扉页有三句题词，第一句就是《老子》中的“道常无为而无不为”。坦率地说，仅就此句字面意思而言，看不出与弗洛姆的本意有啥关系。与此句相比，《老子》中另一句似乎更切题：“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长而不宰。”当然，百年前英国哲人罗素为赞扬中国文化而引用此句时也不得不承认：尽管老子想让人们轻“有”，一般中国人实际上是很重“有”的……对中国人的短处罗素照例不愿多说；但我们自己，在掂量人之所“有”与人之所“是”之轻重时，最好坦然面对。
重审国故的眼光
■孙 郁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孙郁
因为研究鲁迅，不得不注意章太炎对于他的影响。觉得章氏的《訄书》，是一本值得不断重读的著作。
章太炎的文化观驳杂、丰富，其思想建立在深厚的学识中。他的早期的驳杂的文化观，是影响了鲁迅的。比如哲学、史学、政治学、文字学、语言学、金石学、文学的思想，都非一本正经的呆板的面孔，有诸多的变化的视角。在那时单调的学界，他撕裂了表达的链条，将新风引进读书界。所倡导的个性主义精神，乃夤夜的烛光，刺人耳目。《明独》云：“大独必群，群必以独成”，就把奴性的枷锁弃置在一旁，是有狂傲之气的。除了此种独立精神，他还做翻案之语，对于士大夫的传统多有挑战。比如对于荀子、墨子的肯定，对于管子的认可，都与时风相反对。那些读史、读经的文字，都是活的，没有教条的调子，发现了诸多事物的隐秘。他批评儒家之弊，将孔子从圣界拉到地面，还原历史的面目。这些对于鲁迅后来的儒学观未尝没有影响。而且，重要的是，章太炎受斯宾塞理论的影响，对于“心智进化”有独特的理解。这种在开阔的视野里重审国故的眼光，对于后来的国学研究者，都有不小的影响。
张祥龙先生的最后一本书
■孙向晨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）
孙向晨
2023年推荐的第一本书，就是张祥龙先生的《中西印哲学导论》，谨以此纪念2022年去世的这位了不起的哲学家。
《中西印哲学导论》是张祥龙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。看似新书，实则却是张老师20年教书的结晶。从2002年他开始上这门导论课到2022年该书的出版，中间凝结了他对于哲学最基本理解，是一本与学生漫谈哲学的大书。
哲学导论很多，一般都以西方哲学为框架来理解哲学。将中西印三大文明传统融于一炉来理解根本性的哲学问题，张祥龙老师的大作是独一份的贡献。1912年，北京大学设立哲学门，下设中国哲学、印度哲学、西洋哲学三大方向；过了110年才有一本著作真正地从中西印三大传统来导论哲学。这样一种写法代表了张祥龙老师对于哲学的深刻理解：哲学并不只是西方式的，在人类根本性问题上完全是多样化的，既有西方哲学传统这样深受数学影响，形成概念化、形式化的哲学形态，也有汉语世界中，深受汉语思维方式影响的哲学样态。任何一种文明不能也不应垄断对于终极问题的理解与探讨。
在张祥龙先生看来，“哲学就是对边缘问题做合理探讨的思考与学问。”“边缘问题”也即我们所说的根本性问题。但“边缘”的说法显示了张老师刻意将哲学问题非对象化的努力，他引用了颜回对于孔子学问的描写“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”。“边缘”问题正是人类对自身存在边界的勘定，因而并不是日常意义上的“边缘”，反而是人类最为重大的问题。《中西印哲学导论》除了张老师对于基本问题的讲解，还包含了张老师与许多学生的问答环节，哲学回到了中西印文化传统中最初样态，一种对话、一种学与问的形态，非常生动，非常有针对性。从中让我们得以缅怀张祥龙老师的音容笑貌。
《道德经》与我
■余世存（作家、学者、诗人）
余世存
我知道《道德经》是在大学时期，毕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理睬。后来读它，也属于“好读书不求甚解”式的，卡夫卡对它的印象是，读它像小孩子在玩玻璃球游戏，这大概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印象。在云南、贵州观光时，我突然起意要写《老子传》，为此抄录、分类，算是系统地整理了一次《道德经》。
《老子传》写作于我是一次思维训练，又是一次人生试验，我想象两千多年前的先人观察、思考，最后总结出一个个有坚硬质地的玻璃球。书出版后，有些读者说，四五年间读了六七遍这本书，成了通向《道德经》的桥梁。
但我对《道德经》的体会并未因此结束，这些年间我应朋友的邀请，断断续续地讲过几次《道德经》。因为身体的原因，我从2021年4月开始站桩，大脑做“非想非非想”一类的意识流动时，我首先想到了《道德经》的无为，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……
《道德经》的许多句子跳到脑海中来，最奇妙的是被人称为有“小农主义”思想，反映了没落的贵族阶级或新兴的地主阶级思想的“小国寡民”一段文字居然也跳了进来。“邻国相望，鸡犬之声相闻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。”如果身体的国土也有很多村落，对那些村落的观照和安顿正是修行最好的态度。身心的浑浊在绝对的清净无为面前得到了一次次的净洗，“孰能澄以止，静之徐清？孰能安以久，动之徐生？”
借助于《道德经》的激励，我的站桩坚持到现在一年半之久，于我个人而言，妙不可言。直到现在，它的句子仍时时跳出来，召唤着我去理解它的全部意义。
我开始整理古今中外对《道德经》的注解，它既是治世、治心的良药，也是治身的良药。历代的注家中，都有人专门从身体修炼的角度解读《道德经》。现代物理学、建筑学、流行文化也都从《道德经》中汲取营养，我把这些众多的读书心得汇聚一册，编成一部新版的《道德经》。我相信，五千言的《道德经》确实是我们抵达世界的语言之一。
理解可持续发展，我推荐《超越增长》
■诸大建（同济大学特聘教授、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)
诸大建
搞可持续发展研究30年，被人称为可持续发展教授，读过的书一大堆。不管是给博士生做讲座，还是给有兴趣的人荐书，我会说理解可持续发展，最应该看的一本书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尔曼·e·戴利（1938-2022）写的《超越增长》（1996）。我平常喜欢说，当教授要努力做到“五种全会”，即会买书、会读书、会讲书、会用书以及会写书，回过头去看戴利的这本书，觉得与我研究可持续发展有太多的相关性，从中受益良多。
读书分子买书，重要的是合适的时候买到了合适的书。《超越增长》这本书，我是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场合觅得的。1990年代的一段时间，同济图书馆有一个美国原版二手书转运站，对学校里的师生开放。有一次，路过二手书转运站进去转悠，随便乱翻的时候看到了一本题为《beyond growth》的书，副标题是“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”。拿起来一翻，觉得这正是我想要的书。用10元人民币买下，回来后越看越觉得性价比特高。现在20多年过去了，这本书已经被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公认为经典。
研读《超越增长》的重要收获是区别两种学术范式。研究可持续发展，理论上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争论，即经济增长的物理规模有没有极限。学术界为此存在着两种范式，即弱可持续性范式和强可持续性范式。《超越增长》一书反映的是强可持续性范式。200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邀请我主持翻译一套1992年联合国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国际上的绿色发展前沿译丛，在我心目中，《超越增长》在该套丛书具有引领意义，我自己翻译该书并在译者序中写了读书感悟。
过去20多年来，我总是把戴利的这本书作为最主要的参考书，推荐大家深入阅读。我曾经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万字长文，给国内同行介绍和评价戴利的思想，指出时下有关可持续发展的一些认识误区和政策误区是什么。中国的生态文明和生态红线概念，无法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得到理论支撑，需要引入强可持续性的思想进行理论研究。
40多年，看了30多遍
■胡晓明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）
胡晓明
我的书房里读得最多的一部书，还是《管锥编》。第一，这部书尊传统。在书中，五四胡适陈独秀们视为弊屣的传统，却是一草一木总关情；中国经子史集的一字一句，都被他刮垢磨光，奉为珍品，然后化腐朽为神奇。第二，这部书尊文学，处处为文学着想，以文学为中国一切学问的旨归。第三，这部书尊智慧，字里行间充满了哲人的睿智、语文的机锋、心理的妙悟，看似无理论系统，却处处有思想的闪光。第四、这部书有迷魅。本身就是一部很有深度的文学作品，因而是一部具有独特文体魅力的文论。第五、最为根本的是，这部大书，回应五四以来的重大文化问题，即如何复兴古老而深厚的古典中国魅力。这是时代的大课题。《管锥编》我从1979年看起，看了30多遍了。它深深影响了我的读书习惯、学术兴趣、治学方向与思维方式。
一本中国中古史研究的经典
■罗 新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）
罗新
我愿一读再读的书当然不止一本，在这里我要隆重推荐的是田余庆先生的论文集《秦汉魏晋史探微》。这本书自1993年中华书局初版，到现在多次再版，毫无疑问早已进入中国中古史研究的经典序列。跟许多同年龄同级别的学者比起来，田先生谈不上多产，除了《东晋门阀政治》和《拓跋史探》两部专著，就只有收入《秦汉魏晋史探微》的十几篇学术论文（田先生另有十篇回忆师友的随笔文字，均收入《师友杂忆》，海豚出版社，2014年）。这些论文篇篇精彩，很多年前我初读时所感受到的强烈冲击至今记忆犹新。书中第一篇《说张楚——关于“亡秦必楚”问题的探讨》，当年我们初读时都惊为神作，后来很长时间里经常私下议论，感觉最能代表田先生的治学风格，那就是在别人看不到缝隙的地方开拓出一片天地。周一良先生曾经说田先生的研究是“石头里面榨油”，大概也是这个意思。《论轮台诏》是田先生研究汉代政治史的名篇，见微知著，大开大合，体现了他思考历史问题独特的切入点和强大的原创能力。书中论文讨论三国史最多，涵盖魏蜀吴三国最重要的政治史线索，有早年写的《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》，也有晚年写的《孙吴建国的道路》和《暨艳案及相关问题》。这一组三国史论文可以说代表着三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，其中《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》一篇堪称石破天惊，对蜀汉政治结构的分析至今仍有方法论的意义。当然，田先生不止常有洞见，他的史笔隽永也是广为人知的，所以他的文章才能历久弥新、魅力不减。
托马斯·曼的注视
■班 宇（作家）
班宇
这两年我数次阅读托马斯·曼的中篇小说《死于威尼斯》，这部乔治·斯坦纳称之为作者的最为“黑暗恐怖”的小说、“一个时代的墓志铭”——不仅是一种新鲜的道德姿势，一次对于希腊神话的模拟与再现，一场封闭园地里的隐喻仪式，也提供着漫溢的、螺旋式的的生命能量，为美、理性与死亡洞彻一条忧郁的平行隧道。瘟疫侵扰的威尼斯，更像一个实体、一枚形态尖利的弧形容器，全部的化学反应在其中发生、鼓胀，饱含着五彩斑斓的危险。托马斯·曼自称这一部是“结晶体式小说”。在阅读过程中，我也经常能感受到一双或者几双注视着的眼睛，它们来自阿申巴赫、理发师、赫尔墨斯式的使者、歌德与席勒……当然还有作者托马斯·曼，衍射发生在每一处几何面向之间，使人无可闪躲。这些注视并不强烈地要求着回应与答复，它们只是在诉说，诉说着相同的面貌和目的，不同的歧途和道路，历史之复杂与细密，人之有限与变化多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