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有常书鸿，后有樊锦诗。作为敦煌莫高窟第二代守护人，原敦煌研究院院长、敦煌学专家、被誉为“大漠隐士”的段文杰先生，也留下了值得被铭记的敦煌往事。
他被敦煌改写人生，扎根大漠60载，一生构筑敦煌梦。曾临摹敦煌壁画360多幅，这一纪录至今无人打破，他代表了壁画临摹的最高水平。他潜心研究、弘扬敦煌学，使敦煌研究院真正成为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，改变了“敦煌在中国，敦煌学在国外”的长期尴尬处境。
最近，一本由段文杰独子段兼善历时多年，通过翻阅大量文献、收集众多资料、整理父亲书信，写作而成《敦煌人生：我的父亲段文杰》，让更多读者开始了解敦煌守护史上，这位极其重要的老先生。
1942年，25岁的段文杰还是国立艺专的学生，在重庆参观了“敦煌艺术及西北风俗写生画展”和“张大千抚临敦煌壁画展览”两场展览后，决心去敦煌看一看。
1945年7月，段文杰与国立艺专杨浩青、程艾舟、郭瑞昌3名同学相约去敦煌看看。带着借来的一点路费，他们搭乘一辆拉货的卡车驶向敦煌，路上又换了一辆客车，不曾想，客车出了故障，翻车了。他们只好改坐汽车，断断续续走了好几天才到达兰州。
刚到兰州，就听说敦煌艺术研究所要被撤销了。段文杰在兰州遇到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，常书鸿说：“现在有人要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，我这次就是要到教育部去落实一下。我主张还是要办下去的，我去活动活动，如果继续办，我就回来。现在那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，你不如留在兰州等候消息，等我回来再一起去敦煌。”
同行的杨浩青、程艾舟、郭瑞昌3人，听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撤销的消息，看到敦煌的画家纷纷东归南下后，就改变了主意，准备回到南方，并邀请段文杰一同去南方教书。
段文杰没有离开。他在兰州找了一份临时工作，给人家写职业介绍信，挣点工资，养活自己。住集体宿舍，睡木板床，用水自己到黄河边去挑。后来也利用自己的专业，画一画壁报，拿一些稿酬……
半年过去，常书鸿终于回来了！
他们拼命挤上一辆卡车向敦煌进发。经过几天的颠簸，段文杰终于到达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。
一把行李放下，段文杰顾不上整理和休息，就直接向洞窟走去，他急切想看看洞窟内的古代艺术作品。穿过一片银白杨、钻天杨和榆树组成的树林，走到崖畔洞窟前，首先入目的就是那座依崖而建的九层楼大殿，里面是一座巨大的佛像……
段文杰说：“我好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，精神上饱餐了一顿。”
正是段兼善传神的描写和“复原”，让读者回到历史的现场，也理解了段文杰这段生命旅程和选择的不易。
全书紧紧抓住段文杰所说的“敦煌是我生命的全部”这句话，讲述了段文杰一生重要的3个阶段：
第一阶段是1946年从国立艺专毕业后千里迢迢来到敦煌莫高窟工作。这个阶段是敦煌文物研究所壁画临摹的高峰期，也是段文杰临摹壁画的高峰期。作者细致地描写了段文杰临摹敦煌画作的过程以及克服的困难，当时，壁画脱落漫漶之处很多，许多壁画正是在段文杰的抢救性复原临摹下，得以复原本来面貌。
第二阶段是1957-1980年间，由于“大跃进”“三年困难时期”的影响，段文杰由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公职人员变成了普通老百姓，他和夫人龙时英被一起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。
第三阶段是1980-1998年这18年，段文杰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，在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后又担任了院长，在这段时间，为让更多人了解敦煌，段文杰举办展览，加大对外宣传，与此同时，组织召开了多次会议，请世界各国敦煌研究专家“走进来”，使敦煌研究和世界接轨。
《敦煌人生：我的父亲段文杰》一书作者段兼善现为甘肃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、甘肃省政协常委、国家一级美术师，1965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。梳理历史需要严谨的做学问态度，段文杰是作者的父亲，但在书中更是作者寻访的一位历史人物。段兼善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写道：“耄耋之年，赤子之心如初。在生命的最后几年，行动不便的段文杰时时牵挂敦煌。生命的最后几天，嘴里还念叨着‘我要回敦煌’。”
1998年，段文杰从敦煌研究院院长职务上退下来，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。院长一职由樊锦诗接任。2011年1月21日，段文杰在家中去世。
段文杰的一生落幕。作为读者也会明白，为什么敦煌会有段文杰，为什么敦煌会有这么多有识之士为它前赴后继，千里寻梦，从青丝到白发，用尽一生守望。